应邀飞赴久违了的山城重庆

寻找记忆碎片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2年02月06日
《文艺报》2月6日刘锡诚

  寒露过后的第二天,应邀飞赴久违了的山城重庆。即将在这里举行的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亚洲文化论坛——10+3主题会议”在等待着我们。既是山城,又是水城,还是雾城,如今又是“红歌”的重庆,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但确乎是有点儿久违了。最后一次造访好像是1998年吧,参加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重庆师范学院(现重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学术研讨会”。选择的时间也是天高气爽的深秋。会间朋友们结伴去大足观摩那些始建于唐末宋初的石窟艺术,为的是探寻巴渝文化的源流和根脉。

  积250年而终成大气的摩崖造像,使这座近50年来习惯于以“红岩”为文化标志的城市,显现出浓重而悠远的历史沧桑感。有人说,大足石刻无疑是巴渝文化史上耸起的一座丰碑,从它每一刀、每一凿的痕迹里,似乎可以窥视到巴渝文化千百年来发展的脉络。那铜梁龙舞、黔江摆手舞、小河锣鼓、川江号子、巴渝吹打(接龙吹打、金桥吹打)、秀山花灯、九龙楹联和口述故事、梁平三绝(灯戏、竹帘、年画),似乎都可以在大足石刻里依稀找到历史的踪影。须知,一座世界性的名城,有没有炫人的历史和悠远的传统是大不一样的。

  自江北机场的现代化候机楼出来,登上接机的汽车,由北而南,逶迤到达离嘉陵江不远的君豪大酒店,几乎穿过了整个重庆市区。史上有言,重庆的九龙坡曾经一度是巴国的都城之所在。记忆中的那些显示着古代巴人依山临水而居的文化传统,那些负载着沉重历史的老民居,那些纵横交错的石板街巷,那些层叠蜿蜒的山路,从视野中消失不见了,而车窗外闪过的,变幻成了一栋栋、一排排新建的显示着现代意味的高楼大厦。我的心,既为那些老街道老房子的消失感到惋惜,又为那些像积木似直指天宇的楼宇感到惊诧。这让我意识到,眼前的景象,是一个现代化快车道上的重庆。

  从酒店的窗口向远处眺望,希望搜寻到我记忆中的那些并不连贯的重庆的印象碎片。不远处不就是滔滔东去与长江汇合的嘉陵江吗?记得多年前青年女作家包川陪同我到川南的珙县、宜宾去考察巴人(或是僰人)的岩画和悬棺,曾来到重庆,到朝天门码头,到她童年时生活过的老屋、街巷和邻居家中参观。她的旧居就坐落在两江汇合处的高高的崖畔上。在可以雄视江水和船舶的崖畔平坝上,在江边的几十级水泥台阶上,我们遥望着两条颜色不同的江水如何汇合在了一起。在那一带,我头一次近距离地了解了普通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棒棒军坚韧不拔的耐力,重庆妇女们的勤劳,也聆听了这位女作家动情地讲述她的家道变故以至衰落,她那知识分子出身的父母的跌宕命运和凄婉故事。

  回顾我对重庆文化的知识和印象,大半来自于两个途径:一是抗战时期麇集于陪都的人文学者和作家们的文字,特别是那些民族学家们的调查,如卫聚贤主办的《说文月刊》和顾颉刚主办的《风物志集刊》《文史杂志》周围的那些人文学者;二是全国解放后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和长篇小说《红岩》。研读抗战时期的那些文化与学术著作,使我对以重庆为代表的巴渝文化及其传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改革开放之初,虽多次来渝,但活动的范围,主要是文学圈子里的人士以及重庆作家们工作和居住的中山三路的重庆村,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活动的纪念地红岩村13
号、曾家岩50
号、桂园、《新华日报》旧址。当然,还有从发轫到崛起到强盛到失败的巴人(或僰人)留在三峡中的悲壮历史与足迹……1980年我在简阳访问刚刚出道的周克芹以后,决定拐到重庆,访问重庆的文艺界。此后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重庆对我来说,是一块巨大的磁石。”我一直期望探寻和认识一个巴渝文化的重庆。说老实话,以往的多次重庆之旅,至少在文学界,我并没有寻觅到巴渝文化的踪影。

  多年来我没有放弃捕捉每一个可能了解巴渝文化的机会。有一次,我从成都经重庆回北京,动身前,老作家沙汀特别关照并打电话给万县的青年作者,在我乘坐的轮船停泊万县的几个小时里,与他们在泵船上会面并座谈,他们还陪我上岸在沿江集市上流连参观,使我这个过去仅在何其芳的散文中略知一点点万县地方文化的文学编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巴东土著和巴东文化。而正是这些常年生活在高山深峡中、一向与山民船夫休戚与共的巴东作者和文化干部,给我补上了巴渝文化这一课。

  后来,我的工作重点从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化研究,在成都举行的四川省民间文学普查工作会议上,我提议要重视对民俗礼仪歌谣的搜集。巴中县(今巴州区)文化馆的朱仕珍立即将他们搜集编辑的一本油印的《巴山民俗歌谣选》送给我。我从这些民俗歌谣诗文中了解了地处巴渝文化腹地的巴中人的日常生活和活态的巴渝文化。我不无感慨地说:“巴中文化馆的同志站得高,看得远,我们今天才开始提出来,他们却已把书稿都编好了,并准备出版发行了。”

  1988年,这本油印的书稿出版了,在那时的川东北,也就是现在的巴东一带,一下子就发行了4万册!这本书里第一次选入了过去出版的文籍图书中没有入载过的建房仪式歌谣、春官歌谣、祝寿仪式歌谣、婚嫁仪式歌谣、丧葬仪式歌谣、民间工匠歌谣及其他民俗歌谣等七类民谣,是一本多么难得的地域文学和民俗文学选本呀!巴东一带农村里从事民俗礼仪活动的民间传人,看到这些记录和描述了当地民俗礼仪的书能够公开出版,意识到民俗礼仪活动是被允许的了,不会再受批判了,于是,他们又重新拾起传承这类民俗礼仪的活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又陆续出版了《丧葬礼仪歌谣选》和《工匠民俗歌谣》,将川东北流行的“出堂三献”和“对灵三献”仪式,以及与这些仪式相伴而生的诗歌、赞语、吉利、祝词,悉数录之成册,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生活中会在不经意间便悄然消失的乡土文学读物,而且给民间的土、石、木、知客事、赞礼生、押礼先生、春官等诸类匠人提供了一本民间知识手册。

  古代巴人生活过的巴渝之地,一向被视为“淫祀”的地区。学界有人认为《山海经》中的《大荒经》是巴国人的作品。我的老伴多年来研究《山海经》古图和中国古代图文叙事传统,时任重庆大型文学期刊《红岩》主编的张胜泽老友从重庆图书馆为她复制了清咸丰五年(1855)四川顺庆海清楼成或因刻本《山海经绘图广注》中的一些古图,使她了解了清代巴渝画家是怎样看待和形象解析《山海经》的实证视觉材料。这些古图也为我对巴渝文化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巴渝文化本与儒家文化无缘,应该说是一种独立的地域文化。可惜,多年来愈来愈强的文化趋同化思潮,却使巴渝文化的独特性几近销蚀殆尽了。

  深藏在渝东南边陲武陵山区的酉阳,因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而名闻遐迩。说不定那里的文化就是重庆的一个标志性文化符号。现在想来,总为自己没到过酉阳而追悔莫及。段先生说:巴渝(酉阳)的文化“及怪及戏,无侵于儒”。也就是说,巴渝文化及其传统是历史久远的,而且是一种与儒家文化及其传统无关的独立的文化。2010年酉阳县政府将“酉阳古歌”申报参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作为评审组成员,我为这种长期以来默默无闻的文化的现身感到振奋,曾毅然地为它投上了一票。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古文化传统永远被埋没下去。“酉阳古歌”的入选,以其独立性与独特性在文化多样性的中华文化家族中增添了一支艳丽的奇葩。

  对我而言,“亚洲文化论坛”是一个良机,借机就亚洲携手合作保护东方文化传统,包括巴渝古老文化传统问题,略陈己见,也算是对提高国人的文化自觉进一言吧。(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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