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成立大会暨考古文博前沿论坛

  2018年6月20日上午,吉林大学召开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成立大会暨考古文博前沿论坛”。20日下午,与会代表进行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考古文博前沿论坛”议题分组讨论。就“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走向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世界变革中的中国博物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考古文博专业人才培养的机遇和挑战”“高校考古文博专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发展与协同创新”等议题分三组进行讨论。现将议题分组讨论会的发言整理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新时代的考古学与学科建设的新担当

  召集人:霍 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朱 泓(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我和张忠培先生很早就认识,他创建吉大考古的过程我都知道。吉大考古发展到现在经历46年,从整个学科的发展史来看并不是特别长,但是发展的速度是有目共睹的。

  吉大考古进入了新时代,开启了新的篇章。我觉得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但地层学、类型学等最基本的东西绝对不能丢。现在科学技术的运用我是大力提倡的,但都要为考古学服务。考古学就是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人的精神,这就是主流。公众考古我也很支持,这是我们宣传研究成果的好手段。  

  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考古学的新时代,强调考古学要完成由物质文化向精神文化研究的转变,今天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都有各自的特点。在当今多元技术体系下,考古学还是考古学,其他都是为考古学服务的。新技术要为考古学所用。

  我们要做公众考古,但要好好摸索,要让公众认识到考古学在我们国民精神构建当中起什么作用,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而不是去无原则迎合公众的需求。我们的考古学也正在走向国际化,但境外考古的目标也要弄清楚。 

  水涛(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吉大用考古学院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定位,很精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应抓住考古本身发展的规律性,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化等方面发力。总之要以考古为本,如果考古做不好,其他东西没有根基也长不了。我想我们静下心来再用十年把考古做大做强,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魏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考古学是在不断地发展,无所谓传统也无所谓新。今天所说的考古学是指近现代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如果把这个称作传统考古学我觉得大可不必。

  我不反对公众考古所做的一些事情,这是在向大众宣传考古,增加文物保护意识,促进文博事业的发展。我认为公众考古这个词不一定合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众不能考古。大学教育是要培养具备专业素质的人才,应注重对学生素质、技能的培养。

  段清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我们用了几十年时间把中国境内的物质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框架建立起来,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成就。现在看来,国家需要的是在历史、艺术和科学三大价值基础上并超越三大价值的核心文化价值。我觉得在中国文化遗产事业进步过程中,考古学科担当的责任是最大的。中国考古学学科的理论、目标、理念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成效。

  将来,我们一定是在物质文化谱系框架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要讨论文明的构成要素。中国的人文学科里只有考古学才能做出最根本的贡献。

  郑君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我在吉林大学学习工作16年,深感一个学科从建立到发展,中间会经历许多曲折,但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着眼于长远的前景,吉大考古用了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才取得这个成果,着实让人为之高兴。

  余西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学生在本科阶段应掌握地层学、类型学等基本知识技能,这是最重要的。掌握这些之后到高年级再向其他方向发展。中国考古学有一个从中原到边疆再逐步到国外的过程,中国考古学终将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不要完全按照外国的思维理念来搞,还是要用有中国特色的方法理念来做国际视野的研究。

  魏文斌(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目前人才依然紧缺,高校毕业的考古学博士每年仅有几十个人,很少有人去西北地区工作。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动力,各高校应加强合作,才有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快速与健康前进。应加强边疆考古研究、丝绸之路研究方面人才的培养,以适应新时代的人才需求。

  向桃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吉大考古这些年来培养的考古人才数量多,遍布全国各地。湖南的文物资源十分丰富,考古专业人才需求量大,省内应该有一所重点大学开办考古学专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教育基地则当仁不让。希望北大、吉大、西大、川大、南大等兄弟院校在人才及其他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王芬(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学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根据问题而形成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这个开放和持续发展的体系需要把多学科整合进来,尤其是科技和工具的不断革新,让这个体系发生着极大的变化。但是,田野考古学应始终是核心。现在学生论文研究的题目越来越新,这值得鼓励。但是对新理论和方法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考古学看家本领的弱化。 

  王新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在高校的考古专业当中,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具有浓郁的人类学色彩。厦大考古在东南地区考古、海洋考古、东南民族研究等领域有着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独特魅力。我呼吁北大、吉大、西北大学等高校考古专业,加强与其他高校考古专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学生和师资队伍的联合培养、学术交流与协作等诸多问题,为我国高校考古学科的多样化作出贡献。

  张星德(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辽宁大学考古专业的所有老师,都有在吉林大学学习的经历,今天看到吉大考古学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和我的同事都觉得非常高兴。我们现在正在起草学科评估的自评报告,也处在学科方向的设置、课程体系布局的时期,希望得到各兄弟院校的支持。 

  钱益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在新技术越来越多应用到考古学阐释和研究中的时候,如何处理好传统考古和现代科技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在人才培养的学术视野方面,国际化视野不足的主要问题可能还是在语言上。在本科人才培养体系里可以适当增加外语和外国考古的比重。从研究来说,仍然还有好多未发表的材料保留在库房里,有很多已发表材料仍然值得深入挖掘信息。无论是陶器还是石器,在新的思路下,用一种新的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是可以做更深层次研究的。

  王乐文(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基础研究决不能抛弃,特别是田野考古,怎样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田野考古中对堆积的辨识能力很重要。类型学的研究如何借助新技术使之更科学,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公众考古改叫做考古传播或许更好,就是让大众了解考古,努力消除公众对考古学的误解,让考古成果真正惠及大众。现在考古研究已经上升到社会层面,但现有很多教材还停留在文化历史的层次。希望一方面各高校出版一些好教材,以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另一方面在考古会议上也应增加人才培养的议题。

  金壮锡(韩国首尔大学考古美术史学科):

  考古学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但其优势是能够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所以考古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年轻学生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我觉得作为“双一流”建设学科的吉大考古,应该重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基础教育,让他们的知识体系不断更新。 

  新时代的“教、学、研”与人才培养的新需求

  召集人:陈星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朱永刚(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徐光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张忠培先生1961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吉林大学,当时吉大就有考古教研室,于省吾先生和单庆麟先生就在那里工作,但是并没有考古专业。

  张先生到吉大十年以后,于1972年成立了考古专业,1973年开始招生。如果张忠培不来吉大,吉大办不了考古专业。当然古文字学于省吾先生也可以搞,单先生能讲考古学通论,但不会田野考古。当时办专业费了很大力气,一个办法就是调人进来,如林沄先生;另一个办法就是派人出去,如许伟、张文军、朱泓等。张忠培在几年当中,就把师资队伍培养起来了。

  我觉得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夏鼐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组织者、指导者,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指导者和教育家。宿白先生搞历史时期考古,在组织教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我对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希望是,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不能千篇一律。

  郭大顺(辽宁省文化厅):

  吉大考古学院的成立,筹建过程很快,说明吉大考古原本就有很好的基础,学校又特别重视。这件事对面临改革的辽宁考古是很大的鼓舞。

  如何提高中青年专业人员的科研能力是目前面临的大问题。不可能让他们都去读硕士、博士,大部分人员参加工作以后主要是在工作中自己摸索。辽宁的田野考古工作比较繁重,大学毕业生到单位后马上就会分配具体工作,一下田野就是很长时间,许多人很快就独当一面,实践经验积累很快。经过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培养,使他们在专业再教育的过程中尽快成长为优秀的研究人才,甚至重点培养为某一课题或领域的带头人,是迫切而长远的任务。 

  林沄(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回想起吉大刚开始要办考古专业的时候,曾经到各个地区找文博部门征求意见,询问应该怎么办?培养出的人才希望是什么样的?这是吉林大学办考古专业的好经验。吉林大学的牌子就是这么创出来的,现在还是应该走这条路。当前考古工地的条件比以前要好很多,劳动强度也比原来轻,但又有很多新的要求,有很多方面可以靠现代技术来提高,包括记录、整理材料的手段,等等。田野工作需要学生具备哪些技能,在教学上也应该相应改进。

  除了考古专业以外,还有很多学生将来要从事其他文博工作,学生要学很多东西。文博事业目前需要的人比考古多。社会对考古文博事业、对学生培养有什么新的要求是应该清楚的。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保持特色、保持优势非常重要,特色与优势应该在已有的基础和积累上,立足于所处的区域。人才是最重要的抓手,要把人才队伍做大做强。还有就是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合理的学科方向。

  就当前的形势而言,考古学的发展首先是大学的任务和职责,大学对学科的引领作用大。大学培养什么人、对学科有什么导向、培养的人会对学科有哪些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学里打下的学术基础和确立的学术思想对日后继续从事研究、对科研院所的发展都会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应该集中精力把大学办好。 

  郑同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评价一个高校,一方面在于科研水平、学术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学生培养的质量。毕业生能不能为社会接受,为用人单位欢迎,是衡量一个高校最要紧的地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生,希望要哪个高校的学生,很大程度上受到对高校印象的影响,这种印象不是偶然的,是长期积累的。

  作为高校来说,首先还是要抓基础教育。一个是田野考古的培养,第二要有多学科综合的理念,第三就是写作和研究方面的教育。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是国内第一所使用“考古学院”名字的高校。今天我想说三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从考古所的角度来看,吉林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田野考古方面非常优秀,基础训练非常好,能够很快适应考古所的工作,这不仅是我们的看法,也应该是大多数考古所的认识。

  第二,在新的形势下,新的技术方法、多学科介入需要高校课程设置做出相应改变。这当然不是要弱化传统优势,而是要让学生了解国内外的考古技术、方法、理念的发展状况,尤其需要加强田野考古和分析方面的知识和仪器使用方面的教学。

  第三,考古行业目前面临机遇和挑战。考古学科不能画地为牢,应该把相关学科吸收进来,才能够再一次发展壮大考古学科。 

  王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学科发展要追求大而全,还是要有一些突出的专业和精品?目前好多学校什么都搞,从博物馆到文化遗产保护再到公众考古。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东西凝聚到一块,以哪个方向为自己发展的重点目标。无论如何,考古学都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学科。

  培养学生应注重如何更好地适应地方考古所工作。在目前的形势下,地方考古所的田野工作还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田野考古基本技能的培训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包括各种新技术和方法的培训都是很重要的。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从考古所来讲,一方面是田野能力,另一方面是研究能力,还有就是现在90后、00后的生活能力。现在的青年考古工作者以独生子女居多,从小没干过体力活。尽管现在农村的交通条件、住宿条件有所改善,但还有一些比以前更加复杂的事情,所以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除了专业本身,对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学校应该重视的。高校教师还应考虑考古所的发展方向,与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共同探讨行业发展的问题。

  邹后曦(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过去更多地培养学生奉献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现在要多给他们一些理念、技能,对他们在宏观政策的把握和现代科技的应用上,甚至在财务管理上都要多给一些指导,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

  我有一个感受,不管跟哪个学校合作,都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签署宏观的框架协议,感觉很空;另一个就是项目的发掘、报告的整理,特别具体,和大学之间缺少常态合作机制。大学如果能在地方院所的人才再培训方面多做一点,会更受欢迎。 

  刘国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东北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很独特,所以吉大考古研究的东北地区并不是一个小区域,而是事关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从这个角度讲,吉林大学的考古有特殊意义。吉大培养出来了很多人才,我的同事中好多也是吉大毕业的,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业绩。 

  新时代的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的新思考  

  召集人:马萧林(河南博物院)

      李伊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陈卓(天津博物馆):

  文化遗产保护这个课题,我们一直在讲,国家也非常重视,高校也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如何把文化遗产保护系统化、规范化,使其成为一个学科,我想应该从这几方面进行考虑:

  关于专业人才的培养。我们之前对文物的保护,只停留在文物不丢失,场馆不着火,就算完成任务了。可现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对文物所处环境的保护,对于文物存放的环境要进行监控,这就需要我们高校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关于高校学科的设置。我们需要对文物本体开展生物学、化学的检测分析。目前我们博物馆还缺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高校应从博物馆的实际工作考虑,在学科设置上更宽泛一点。关于馆校之间的合作。就目前文物保护的具体工作来说,我更倾向于让本科生更多到一线工作,在实践中成长成才。我们希望高校和博物馆能够实现交流合作,共建常态化合作机制。

  陈永志(内蒙古博物院):

  我们国家进入了新时代,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对博物馆的展览形式、展览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高校培养博物馆人才要和考古一样,齐头并进。我也在学校里带学生,感觉开题的时候,博物馆专业学生的选题范围较小,这实际上就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文化建设创新的跳板在哪里?

  其次,博物馆强调社会教育功能,社会教育功能越来越重要。真正进行社会教育时,我们的专家是很少参与其中的,与观众接触更多的是讲解员,讲解员能不能让观众真正领悟?我们高校博物馆专业有没有社会教育这个方向?如果要设置,该怎么设置?

亚洲杯文化,  此外,现在博物馆陈列中,老百姓关注更多的是文物藏品背后的故事。所以,对文物内涵的发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都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炜林(陕西历史博物馆):

  我说一下对博物馆的理解:保护、管理、研究、传承。

  首先是保护和管理,我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300多万件文物,管理的很好。故宫168万件文物也都做了很好的管理,都做了数字化管理,我认为这是目前的最高水平。

  关于研究。齐东方教授来我们博物馆作何家村窖藏的讲座,讲了6件东西,两个多小时,讲文物背后的事情。我们博物馆就缺少这样的人才。对藏品研究是无止境的,只有研究好,才能展示好。

  如何来传承,现在主要缺社会教育这方面的人才,博物馆很少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宣教部工作。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展览,叫“彩陶与早期中国”。在做展览之前,已经请了8位搞彩陶的专家来做讲座,讲座一方面对公众,一方面对宣教人员,从而提供多元的认识。另外,文创也是对展览的另一种认识。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我就对“世界变革当中的博物馆”做一点回应。

  第一,外部世界是如何来看中国博物馆的。美国和英国博物馆大概在1970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大概十多年前,中国博物馆进入到快速增长期。中国博物馆的声音越来越受到国际的重视。

  第二,大学毕业生其实在学校学的知识是有限的,大学里学的是基础。关于大学专业的设置,教育部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按大类招生培养,目前也经历摸索的过程。

  第三,博物馆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想,目前非国有博物馆大概有1500多家,博物馆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以及类型的增加还有一些民间的个人收藏,变动特别大。

  孙志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在美国,博物馆是教育机构。美国博物馆通常有几个类别,包括艺术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科学博物馆、遗址博物馆等。大都会博物馆是一个艺术博物馆。

  从资金来源上看,美国的博物馆有两类,公立和私立。多数博物馆是私立。公立博物馆数量不多。公立博物馆的经费来源于政府的资金。私立博物馆,实质上就是民办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经费来源于私人、私有企业或是基金会的捐赠。

  美国博物馆的藏品来源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捐赠,另外一类是博物馆购买的。但这一类其实也是靠捐赠的钱购买的。

  因为博物馆的类型有别,所以美国博物馆的业务人员的来源也各有不同。大都会博物馆研究和策展部门的专业人员大多数拥有艺术史博士学位,馆长通常也要有艺术史的学术背景。自然博物馆业务人员的专业包括人类学、考古、生物、地质、地理等,而科技博物馆业务人员则偏重理工科,例如物理、化学、天文、航空等专业。

  (部分学者发言未经个人审阅,据录音整理摘录)

  记录整理:成璟瑭 高云逸 陈醉 董霄雷 步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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